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中，潘光旦是颇为特别的一位。他的独特，不仅体现在“特别”的举止和鲜明的个性上，更体现在专业领域内的独到见识和个人品行上的卓荦不群，费孝通先生也曾深表宾服、尊其为师。适逢先生诞辰周年，我们特分享费孝通先生的弟子徐平教授的这篇文章，以表达怀念。
从学几十年来，潘光旦的名字和身影一直萦绕耳际，盘旋脑海，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潘光旦先生的文章，却一直写不出来。今值潘光旦先生诞辰周年之际，我想就从我的导师费孝通对潘光旦的品评说起。他们两人早在年以前就相识了。费孝通尊称潘光旦为老师，而且认为“他是个好老师，我不是个好学生，没有学到他的很多东西”。能让我的老师高山仰止的老师，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
我们现在只能从照片里见到潘光旦先生，圆圆的脸上架一副圆圆的眼镜，总是带着慈祥平静的笑容。特别是他那张架着双拐不修边幅的照片，表达出他人格的鲜明一面：坚强乐观而且特立独行。
年，14岁的潘光旦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，按照美式教育方针，学校规定下午四至五时为强迫运动时间，并纳入留美考试的项目。潘光旦回忆道：“我入校不久，就选择了‘跳高’作为经常锻炼的方式。不到一年，就出了毛病。我自己总想做个‘文武双全’的人，想在体育方面，也出人头地，好高骛远，一意孤行，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。但若当时，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，能够得到一些指导，这毛病与后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，我想是可以不发生的。”
他的右腿因摔伤而发展为骨结核不得不截肢，从此终身架拐，家里原来预定的婚事也因此告吹，虽然成绩优异也差点没去成美国留学。但意外灾难似乎没有影响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。他以顽强的精神，不仅保持每门功课优秀，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与常人无异，在清华期间一样参加京郊几十公里的远足爬山，在昆明与同事徒步旅游，20世纪50年代深入民族地区的高山深谷调查。他更没有因自己的残疾之躯而自卑压抑，甚至拿自己的0度高度近视和拄拐来开玩笑，说自己“方向不清，立场不稳”。有人笑他“读书如闻书，雪地行走如兽迹”，他也听之泰然，反以为乐。
在川滇藏边界进行田野调查的潘光旦（左二）
潘光旦先生一生研究领域广泛，在性心理学、社会思想史、家庭制度、优生学、人才学、家谱学、民族历史、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。他首开中国性心理学研究。年他在选修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课程时，就以新的精神分析方法写出读书报告《冯小青考》，深得梁先生赞赏，“以吾弟头脑之莹澈，可以为科学家；以吾弟情绪之深刻，可以为文学家。望将趣味集中，务成就其一，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”。以后潘光旦还翻译哈夫洛克·霭理士七卷本长篇巨著《性心理学》，这在当时的中国不仅是开先河之举，还是件冒风险的事情，“文革”时他就因此被辱骂为“流氓教授”，受到残酷迫害。
潘光旦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。年至年，他先后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社会学教授共19年，主要讲授优生学、西洋社会思想史、中国儒家社会思想、人才论等课程。潘光旦的“社会位育论”是把西方社会学与演化论中国化的一个范例。他从《中庸》的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的核心思想中提取“位育”两个字来替代社会学里“顺应”(或适应)这个概念：“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所谓‘位育’。这是百年来演化论的哲学新发现的一个最基本最综合的概念。这概念的西文名词Adjustment或Adaptation，我们一向译作‘适应’或‘顺应’，我认为这译名是错误的，误在把一种互相感应的过程看作是一种片面感应的过程。人与历史的关系，人与环境的关系，都是互相的，即彼此之间都可以发生影响，引起变迁，而不是片面的。说完全由人安排，是错误的；说历史与环境完全支配着人，也是错误。”
杨心恒先生认为，潘光旦用“位育”解释人与环境的互动，不仅是个概念的转换，而且是理论上的一大创造。“位育”虽然来源于《中庸》，但《中庸》里的“位”是指天与地各安其位，“育”是指万物在天地间生长发育。潘光旦的“位育”是“社会位育”，其中的“位”是说每个人都要各安其位，即“安其所”，待在自己应该待的位置，这样社会就有了秩序。“育”是“遂其生”，即在自己的位置与环境中发育成长，社会就有了进步。简言之，安其所是秩序，遂其生是进步。
潘光旦的“位育论”不仅适用于个人与个人、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互动，也适用于民族和国家，乃至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。潘光旦先生说：“位育是一切有机与超有机体的企求。位育是两方面的事，环境是一事，物体又是一事，位育就等于二事间的一个协调。”后来潘光旦把“位育论”扩展应用于思想、文化、教育、*治等各个方面。
潘光旦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。年秋，他从清华大学调入新成立的中央民族学院，先后在研究部和历史系工作。他担任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第三研究室主任，负责中南、西南地区的民族识别和调查研究，年初开始对“土家”进行研究。他博览史籍，通阅地志，搜读笔记，遍求经、辞、诗、集。在文献研究之外，他还执着地寻找深入“土家”地区从事社会调查的机会。年他和同事前往湖南等地，在26个调查工作日中访谈了70多个调查对象，其中包括省、地、县各级领导干部，中学、师范学校校长和教师，基层干部，以及轿工和过往行人等。他亲自撰写和组织撰写的《湘西北的“土家”与古代的巴人》《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》《湘西土家概况》三篇文章，从历史起源发展、语言与现状三个方面，将土家族识别为中国单一独立的少数民族，并于年1月得到国家正式承认。他还曾对畲族甚至住在中国的犹太人等有过深入的研究。
潘光旦与土家族群众话家常
年10月到年4月，潘光旦参与《辞海》民族部分的编写工作，耗时长达五年左右，同时还参与中巴、中印边境的资料翻译工作。从年开始，潘光旦下决心通读二十四史，将其中有关少数民族的资料全部摘录出来，整理成一套丰富的中国少数民族史资料汇编。在高度近视的情况下，他依靠放大镜，对每部正史从头读起，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这一浩大工程。
潘光旦先生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。—年，他在清华学校做学生，是学习和成长的九年。—年，他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，是授业和服务的18年。在这期间，他还兼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十年、秘书长两年、图书馆主任（后改称馆长）14年。—年，他在中央民族学院，依然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。他一生做学生和当老师，对教育有自己独特的理解，力主实施通才教育。他认为：“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位育，以前的人叫作适应，教育为生命的一部分，它的目的自然不能外是。我们更不妨进一步地说，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在教人得到位育，位的注解是‘安其所’，育的注解是‘遂其生’，安所遂生，是一切生命的大欲。”
潘光旦虽然从美国留洋归来，却反对西式实用化专业化教育体系。他在年写道，“甚盼中国教育与欧美宣告独立，而新教育的领袖，应根据中国的需要，在中国国内养成之”，因为教育只能产生并发扬光大于教育对象生存的土壤。他认为：“30年来所谓新式的学校教育的一大错误就在这忘本与不务本的一点上。新式的学校教育未尝不知道位育的重要，未尝不想教人生和各种环境打成一片；但是他们所见的环境，并不是民族固有的环境，而是20世纪西洋的环境。……他们并不采用逐步修正固有的环境的方法，而采用以新环境整个地替代旧环境的方法——结果，就闹出近来的焦头烂额的一副局面。”
怎么个焦头烂额？“就物质的环境而论，中国的教育早应该以农村做中心，凡所设施，在在是应该以85%以上的农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的；但是二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，似乎唯一的目的是在教他们脱离农村，而加入都市生活；这种教育所给他们的是：多识几个字，多提高些他们的经济的欲望，和消费能力，一些一知半解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知识和臆说，尤以社会科学为多，尤以社会科学方面的臆说为多；至于怎样和土地及动植物的环境，发生更不可须臾分离的关系，使85%的人口更能够安其所遂其生，便在不闻不问之列。……在文化的环境一方面，新教育的错误也正相似。它也是忘了本的。凡所设施，好像唯一的目的是要我们对已往的文物，宣告脱离关系，并且脱离得越决绝越好似的。……以前民族的文化与教育，唯恐离‘经’背‘道’，失诸一成不变，不能有新的发展；今日民族的文化与教育，唯恐不离‘经’背‘道’，失诸无所维系，飘忽不定。”这些话到今天也不过时，许多仍是中国教育的痛处。
潘光旦先生是社会活动家，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践行者。他平易近人，诲人不倦，从来不摆大学者、名教授的架子，所以他家常常是高朋满座、热热闹闹。潘先生一家都热情好客、乐善好施，喜欢帮助解决学友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。大家一到潘先生家，就会看到和和善善、亲亲切切的一家人，夫人赵瑞云是这个家的主心骨。年潘光旦回乡养伤，与表姐赵瑞云恋爱。潘光旦留美期间生活节俭，除了买书之外，还要拿出部分生活费供表姐上大学，以致回国时身上只剩一元钱。年潘光旦留美归国后两人正式结婚，除两名幼年夭折之外，共育有五个女儿，分别取名乃穟、乃穆、乃和、乃谷、乃年，潘光旦吟诗云“女比儿柔不厌多”。他从来不打骂训斥孩子，夫妻俩更是相敬如宾。二女儿潘乃穆回忆说：“从我记事时起，看到父亲总是忙碌于学校工作，写文章，外出参加会议等，一切家务事，包括父亲和孩子们的穿衣吃饭，都靠母亲打理。”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下，赵瑞云组织教授夫人们上街卖自制的“定胜糕”，既补贴家用也鼓舞斗志。潘乃穆回忆道：“她和父亲不一样的是，不会到公众场合去说话；和父亲一样的是，无论贫富、老幼、有文化没文化、城里人乡下人，本省人外地人都可以接近，平等待人。……即便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，来了客人她必定留饭。遇到困难者，她则随手把家中仅有的东西送给别人。”
年夏，潘光旦全家在昆明
潘光旦不仅家庭关系和美，朋友同事关系也特别亲睦。潘光旦在清华大学社会学及人类学系工作时，系主任陈达是其学长，年留洋，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，是清华社会学的开创者。年陈达将潘光旦引进到清华，可谓知遇之恩。但潘光旦所理解的社会学与陈达相去甚远，其所秉持的大学理念也与陈达大相径庭，陈达先生主张培养专才，潘光旦则主张通才。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，一直到年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系被取消为止，两人谁也没有说服谁。但当陈达先生听说争论了一辈子的老伙计潘光旦去世，很少动感情的陈达先生作《哭潘仲昂》以遣悲怀：“廿年同事不平常，死去孤*我断肠！梦里寻君徒自苦，醒来犹自独悲伤。”
费孝通说，“潘先生这一代人的一个特点，是懂得孔子讲的一个字:己，推己及人的己。懂得什么叫作‘己’，这个特点很厉害。‘己’这个字，要讲清楚很难，但这是同人打交道、做事情的基础。归根到底，要懂得这个字”。所以他以《推己及人》为题来纪念恩师潘光旦，不仅怀念潘先生的“活字典”作用，更有学术的反思和做人的深刻领悟。
在这篇年写成的纪念文章的结尾，费孝通先生说：“他的人格不是一般的高。我们很难学到。造成他的人格和境界的根本，我认为就是儒家思想。儒家思想的核心，就是推己及人。”这可能是对潘光旦先生最深刻的理解和最深刻的评价。
潘光旦先生一生爱读书，爱抽烟斗，几无其他爱好。他那只神气的自制老竹根烟斗上刻着12字铭文，“形似龙，气如虹，德能容，志于通”。这是他的自我评价，或是自我的期许，抑或是“无我”的超然自得？特立独行的潘光旦先生早就走了，但他的身影和故事一直留在人间。或许随着年岁的增长，我们还会见到不一样的潘先生。
本文将于《群言》年8期刊发，敬请
